1929年6月26日
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
1929年6月26至30日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。
全会听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，听取了关于政治、组织、农民、土地及士兵运动等方面的报告。
会议检查总结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，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扩大苏区，建立红军，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，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。
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，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在此期间，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，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，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。
在此期间，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，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，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。到1929年，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，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、物资，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这次全会基本上坚持了党的“六大”制定的正确路线，同时继续贯彻并发展了“六大”的缺点、错误，“左”的倾向得到了发展，在富农政策上，将原决议中“无条件地反对富农”，仍是错误的改为“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”，仍强调党的工作重点以城市为主；在组织问题上强调唯成份论等等。这些“左”倾思想和“左”倾政策，进一步助簪了党内特别是党中央领导机关存在着的“左”倾思想的发展。
1935年6月26日
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
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址
1935年6月26日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以求达到统一思想，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。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博古、张国焘、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，以及刘伯承、林彪、聂荣臻、彭德怀、林伯渠、李富春等人。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、北川一带，路途较远，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。在会上，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博古、毛泽东、王稼祥、邓发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凯丰、刘少奇、张闻天、朱德等。
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，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，又提出也可“向南”，“向成都”打的问题。
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，并提出五点意见：（一）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，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，这是向前的方针。（二）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，不是跑，而是进攻。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。（三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，应先打破它。我须高度机动，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，先机夺人。（四）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，如攻松潘。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，我有二十个团以上，是够的；如不与我打野战，守堡垒，就一定要打破驻点，牵制敌人。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。今天决定，明天即须行动。这里人口稀少，天冷衣食困难，应力争在六月突破，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。（五）责成常委、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。
总的说来，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，能暂时避开战争，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。
6月28日，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》。
1940年6月26日和27日
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
1940年6月26日和2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，讨论时局问题。
毛泽东发言指出：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，引起了世界一系列的变化，一方面德、意、日扩大战争，一方面美、英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、意、日。因此，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，主要是：从英、美、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，已经不存在了，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。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，已由英、美、法移至日、德、意，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。共产党力量的发展，是迫使国民党主体“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”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。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。虽然即使能好转，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。
任弼时指出：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，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。我党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，这是大局。
1945年6月26日
中共代表董必武联合国宪章上签字
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，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。
6月26日，通过联合国宪章。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，并在宪章上签字。
1946年6月26日
全面内战爆发，解放军中原突围
1946年6月26日，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，悍然撕毁《停战协定》，以193个旅、158万兵力，以围攻鄂豫皖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，相继在晋南、苏皖边、鲁西南、胶济路及其两侧、冀东、绥东、察南、热河、辽南等地，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。全面内战爆发。
国民党军用于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总兵力为8个整编师又2个旅共22万人，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。
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保存有生力量，争取主动，命中原部队立即突围。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，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，主力部队于6月底由湖北宣化店等地分路向西突围，实行战略转移。
从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，中原军区各路部队均先后胜利突围。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，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个旅的兵力，保存了主力，建立了两块根据地，并留下小部分兵力坚持原地斗争，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，为以后的战略反攻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，受到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。
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
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
资料图
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。访苏期间，刘少奇向苏共领导人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、党的外交政策、新政协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，提出学习苏联的国家机构、经济的计划与管理、文化教育、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等问题。
双方就将来的外交关系、1945年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、苏联对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援助、建立中国大学（即后来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）等问题，交换了意见。
1954年6月26日
尼赫鲁招待周恩来高度评价“五项原则”
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，周恩来于6月25日至28日访问了印度共和国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（中）进行了会谈。
1954年6月26日，尼赫鲁为应邀赴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举行招待宴会，他在宴会上致词，高度评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
尼赫鲁说：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处。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，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适用，对其他国家来说，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。
1965年6月26日
毛泽东“六·二六”指示
资料图
1965年6月26日，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。
毛泽东认为，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15%服务，而这15%主要还是“城市老爷”。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，他们一无医，二无药。再这样下去，卫生部可改名为“城市老爷卫生部”。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、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、多发病、普遍存在的病的预防和医疗上。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、二年，本事不大的医生，其余的都到农村去。
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，卫生部党委提出《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》。
1983年6月26日
邓小平再谈“一国两制”伟大构想
1983年6月26日，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。
1983年6月26日，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，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。
他指出：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。我们不赞成台湾“完全自治”的提法。“完全自治”就是“两个中国”，而不是一个中国。制度可以不同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，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祖国统一后，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，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，司法独立，终审权不须到北京。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，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。大陆不派人驻台，不仅军队不去，行政人员也不去。台湾的党、政、军等系统，都由台湾自己来管。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。
强调：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，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。所谓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，这不现实。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，实行第三次合作，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。双方达成协议后，可以正式宣布。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，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，后患无穷。
这些内容，后来被概括为“邓六条”。
1984年，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一个代表团时，又进一步阐述了“一个中国，两种制度”的概念。他说：“统一后，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，大陆搞社会主义，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。一个中国，两种制度。香港问题也是这样。”这次谈话，标志着“一个国家、两种制度”的完整构想和它作为统一祖国的总方针的形成，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得到了人大代表的一致赞同，并被确定为统一祖国的一项国策。
1991年6月26日
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
1991年6月26日，国务院作出《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，确定改革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、企业包下来的办法，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、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。
